专家中国消费水平在提升百姓满意度却在下降

专家：中国消费水平在提升 百姓满意度却在下降

扩内需特别是充分释放居民消费潜力，不仅是克服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有效路径，更是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之举。但消费促了多年，消费率却始终徘徊不前，甚至有的年度还在下降。问题的症结在哪里？什么样的消费率是合理的？我们分别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山东大学消费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臧旭恒和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服务经济产业研究中心主任王雪峰三位专家进行了探讨。　　中国消费率缘何徘徊不前？ 　　记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稳步提升，消费年均名义增长率都在15%以上。但放在国民经济结构的背景下考察，消费增速则明显低于投资和GDP增速，表现为消费率的长期波动不前，2000年以来更是呈下降态势，消费率从2000年的62.3%降到2011年的49.1%，居民最终消费率从46.4%下降到35.5%。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投资率从2000年的35.3%飙升到2011年的48.3%。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变化？　　马晓河：收入是决定消费能力的根本因素，消费率和投资率的一升一降应当主要从收入分配方面找原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断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居民收入比重不断下降。经再分配调整后，政府和企业收入占比由1992年的33.69%上升到2010年的46.66%，居民收入占比则从66.31%下降到53.35%。在社会经济运行中，地方政府和企业是投资生产的主体，居民是消费的主体。政府和企业收入占比不断提高、居民收入占比不断下降必然在结构上引起投资率的上升和消费率的下降。　　再从居民内部收入分配来看，收入分配政策总体上有利于高收入群体、不利于低收入群体。根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资料推算，2000年到2011年，城镇居民中20%的高收入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4.16倍，而20%的低收入家庭只增长了2.79倍。我们知道，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有明显差异，调查显示2011年城镇高收入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只有53.1%，而低收入家庭则高达90.3%。因此，高收入群体收入水平越高、收入增长速度越快，就越容易转化为储蓄和投资，不利于促进消费。　　记者：相关研究表明，自1990年以来我国居民储蓄意愿增加，平均消费倾向持续下降，这既缘于收入水平的变化与分配差距的扩大，也和转型期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相关。比如，人们在医疗、卫生、教育、养老等方面的预期支出压力较大，导致预防性储蓄增加。特别是房地产价格高企，使得人们不得不抑制即期消费以满足居住需求。但当我们将视角扩至世界范围时，就会发现，消费率的波动下降并非“中国特色”，而与一个国家的发展阶段息息相关。　　马晓河：确实，我们对世界24个大国1970—2003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从500到5000美元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研究。这些国家的消费率都经历了长期下降的过程，而且也都会再进入逐步提升的阶段。多数国家在人均GNP3000美元左右(当年价格)时迎来拐点期，但亚洲国家一般是在4000美元之后才出现拐点，而东亚国家则会更晚一些，日本、韩国投资率和消费率的转换都是在恩格尔系数下降到30%以后、第一产业比重降到10%以内、城市化率提高到70%以上时发生的。综合分析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以及文化观念、人口结构等因素影响，我国消费率开始上升和投资率开始下降的时段，应该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5000美元以后出现。也就是说，目前我国正处于消费率提升的拐点期。　　拐点期的来临有着深刻的经济学涵义。第一，消费率下降、投资率上升一般伴随着经济的较高增速，当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开始由投资向消费转移，经济增长速度通常会有一个明显下降，对此我们应正确看待，不能简单地沿用GDP作为判断经济形势的惟一指标。第二，拐点期的来临也就意味着提振消费和结构调整的窗口已经打开。我们要把握机遇，改革不利于消费的体制机制，要调整政府、企业与居民的收入分配关系，调控好收入分配差距，还要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和国家财政转型，改革税制促进收入分配格局调整，公共支出更多地向城乡居民的基本养老、医疗、教育、最低生活保障等重点领域倾斜，构建消费增长的长效机制。　　记者：消费领域存在的“二元”特征也亟待调整，目前我国农村人口约占总人口的50%，却只贡献了全部居民消费支出的25%左右。充分释放农村消费潜力，除了要继续对农村地区加大投入，增加农民收入，改善消费环境，还要与国家城镇化的总体战略相衔接，集中搞好中小城镇的规划和配套，引导产业有序转移，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使农民真正成为市民，从而实现消费一体化，而这也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我们把城镇化作为释放内需的最大潜力的根本依据和出发点。　　消费水平在提升，但人们的满意度却在下降 　　记者：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我国居民的消费行为和消费习惯发生了巨大变化。比如过去骑1小时自行车到批发市场抢购打折商品的消费行为明显减少，人们更多被综合性商场和超市所吸引，也开始接受更加便捷的网络购物等新兴消费模式。消费行为趋于个性化、多元化，高收入和年轻群体更倾向于时尚、品牌消费，购物、聚餐、旅游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需要引起关注的是，在整体消费水平和消费层次不断提升的同时，人们对一些消费领域的满意度却在下降。　　臧旭恒：特别是在几个特定领域，消费者的意见是十分强烈的，比如以三聚氰胺奶粉、地沟油为典型的假冒伪劣和有毒有害等食品安全问题，经“3·15晚会”曝光的大众汽车双离合器变速器存在安全隐患等产品质量问题，诸如苹果公司售后服务涉嫌歧视等消费品售后服务问题，这些主要是由于市场秩序不规范和监管不到位所引发的。还有一类问题则是公共品供给不足所导致的，比如道路拥堵以及前些时候北方地区连续出现的雾霾天气，严重损害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生命健康。治理此类问题要更多地依靠政府发挥应有的作用，不断强化政府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职能，还要转变政府的执政观和政绩观，避免GDP主义下以透支资源环境为代价的盲目增长。　　记者：人们的满意度还受消费背后的社会关系的深刻影响。伴随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经济分化和社会分层日益明显，社会关系的变化在消费领域就表现为消费分层现象。在上世纪80年代，一个家庭是否拥有电视、冰箱或者“大哥大”，90年代是否开上了汽车，都是经济地位的重要体现。到今天，在城里购置住房又成为人们消费能力和地位的最主要标志，而与家电、汽车不同，住房除具备消费品的一般属性外还兼有投资的功能，甚至产生了不同的“住房地位群体”，住房问题趋向复杂化。　　臧旭恒：住房的确是受关注度最高、牵涉面最广、也是最复杂的一个领域。一方面，人们的住房面积、住宅式样和设施有了很大改善，2009年底88.9%的城镇居民家庭拥有自有住房，人均住宅建筑面积达到31.3平方米，98.5%的家庭住房内有独用自来水，88%的家庭住房使用管道燃气和液化石油气，标志着我国正在由吃穿为主向住行为主的阶段转变。但同时，居民住房条件的显著改善却没有使消费满意度相应提升。从现象上看，主要是因为畸高的房价让很多人无力承受，即使买得起也要付出透支家庭积蓄、背上沉重债务的代价，更有少数困难家庭连居住都无法保障。而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住房价格的过快上涨，将人们分割成不同阶层，买得起房、早先买房的人突然拥有了一笔巨额财产，而买不起房、没有买房的人则在财富分配过程中被日益边缘化。　　记者：这可以用社会学的“相对剥夺”理论来解释，尽管人们住房条件普遍有所改善，但住房差距的不断扩大引发了普遍的心理压力和不满情绪。从本质上看，这是收入分配不公平、财产收益不公平和致富机会不公平在消费领域的投射。我们在解决居住问题的同时，要更多地从维护社会公平公正出发，防止由于住房引发的人们经济社会地位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一个什么样的消费率是合理的呢？ 　　记者：现实生活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一边是国内消费品市场总体疲软，一边是中国人狂购奢侈品的频频报道。2012年海外代购的市场规模达到了483亿元，贝恩公司发布的《全球奢侈品市场研究报告》也显示2012年中国消费者购买了全球1/4的奢侈品，美国商务部预计到2016年中国将一跃成为美国最大的旅游客源国。我们应当怎么认识和理解国内外市场的这种背离？　　王雪峰：这主要是基于我国拥有的庞大人口规模和已经出现的一批具有较强消费能力的先富群体和相对富裕群体。无论从消费基础还是消费能力来看，中国正处在由潜在市场向实际市场转化的阶段，但国内消费品市场却相对低迷，消费实际增长呈放缓态势，这说明有相当一部分消费能力或者流于海外，或者有所抑制。这实际上是供给出了问题，随着收入水平提升，人们对于产品质量、工艺、品牌有了更高要求，但这部分要求却没有被很好地满足，自2003年以来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始终不减，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国消费市场的有效需求已经提升而有效供给相对滞后。而在外部市场，我国大批生产企业无序竞争，产品低端、同质化严重，近10多年我国一直是遭遇反倾销指控的第一大国，并且针对我国反补贴和保障措施以及其他制裁措施还有增加的趋势。我国的消费问题主要是生产结构引致的内外部市场失衡和各自的供需结构错位问题。　　记者：如果说消费不能简单地归结为需求不足或者供给过剩，那么长期以来人们所认定的我国消费率偏低的判断是否需要重新审视？　　王雪峰：消费率偏低的观点是怎样提出的呢？很多专家学者是将目前消费率与我国历史数据、与其他国家或与国际经验标准，比如“钱纳里标准”，进行比较得出的。但运用比较法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对象应具备相似性和可比性。如果忽略不同经济体在技术发展水平、经济增速、人口结构等重要指标上的差异，一味地比较消费率这一单一指标，得出的结论是靠不住的。特别是今天的中国已成为一个开放的经济体，外需在总需求中的占比从1993年的12.32%达到了2006年的21.36%，进口占总供给的比重从1993年的14.49%达到了2006年的19.35%，消费与投资在过去封闭条件下的比例关系已不再成立。因此，如果不考虑开放条件下消费市场的结构性特征，简单提出消费率偏高或者偏低是不科学的。　　记者：在开放条件下，由于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的拓展引致产销出现分离，这需要在国际市场上重新实现平衡。我国是生产制造业大国，产销关系的国际化必然相应要求投资率高企和消费率走低，这与我国长期经济高速增长和外向型的经济结构是吻合的，也是目前我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和生产力水平的体现。那么，什么样的消费率符合我国发展实际，衡量判断的标准又是怎样的？　　王雪峰：判断标准就是理论消费率，是在一定生产技术水平下，由经济增长率、劳动力增长率、资本存量和净出口等因素决定的理想状态下的消费率。我们知道，大家常用的实际消费率是由众多的消费个体在一定的制度约束下，依据实际收入、消费意愿和消费习惯等集体的决策组合决定的消费率。这两个消费率处在同一经济体中，只是决定的机理不同，因此具有可比性，理论消费率可以作为判定实际消费率高低的基准。在理论消费率的基础上，分别加上和减去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预期值所得到的区间，就是消费率理论上的合理区间。基于上述思想，我们通过构建理论消费率决定模型，对1992年到2008年的消费率的理论值和合理区间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该期间实际消费率与理论值相比，在1992—1995年偏高，1996—2004年偏低，2005年基本相等，2006—2007年偏高，2008年又稍偏低，是以理论值为基准的上下波动形态，实际消费率均值仅比理论均值高出0.33个百分点，位于合理区间内。　　记者：也就是说长期以来我国消费率基本是在合理区间内波动的，如果依据“消费率偏低”观点盲目刺激消费可能会适得其反，这是因为实际消费率的提升空间已很有限。因此，消费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是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是调控的目标而不是手段。但从长期看，消费率持续下降所带来的风险却不可忽视。因为在经济体系中，消费相对稳定，而投资波动性较强。随着开放条件下消费率不断下降，消费稳定内部经济的能力被弱化；同时，投资率的提高又强化了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增强了经济波动的风险。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市场的需求大幅减少，直接冲击了我国外向型经济部门，企业开工不足、盈利能力减弱，就业增加和工资增长都受到制约，进而又对我国内需造成不利影响，暴露了我国经济结构的脆弱性。　　王雪峰：因此，我们既要避免盲目采用刺激手段“拔高”消费，又要积极构建提振消费的长效机制。出台相关调控政策应该从短期、中期和长期出发。短期来看，主要政策目标是熨平经济波动，而且国民消费意愿和习惯具有很强的惯性，应该以实际消费支出能力为基准，努力使理论值接近实际值。在消费偏低的情况下可以适当调低经济增速目标，以分配更多的资源用于消费。从中期来看，可以理论消费率为基准，根据实际消费率偏离的方向和程度制定相应政策。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要着眼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结构调整，通过技术创新提升单位劳动和资本的产出能力，提升整体生产技术水平，切实提升有效供给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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